文字本身是字形，后来文字变得越来越不“象形”表意了。文字本身不会直接发音，也不能直接录下语音。所以，不识字的人不论是面对汉字还是拼音文字，都不能直接“见形知意” 和“见形读音” 。我们说汉字表音表意，是因为文字具有的形意对应关系，形音对应关系，音意对应关系和集成法则，是社会约定俗成的。字形表音表意，是人类集体智慧的结晶，其顺利传承，靠的是社会习惯与个人思维能力的结合。一个有生命的个体的人，一般总是在后天先依靠言语的口耳相传，习得了“以音表意”和“听音知意”的能力后，再从文字与言语的音形对应关系这一中介，经过自己“耳听、口说、眼看、手写” 的反复综合练习，才能掌握文字的以形表意能力，掌握写字能力。所以要懂得文字的各种属性、结构特点和相关规则，学会书写，其难度远远大于学说话。人面对文字，要通过大脑的思维转化活动，才能“见形读音”，“读音知意”和“见形明意”。这学习过程有一点类如于一台电脑硬件，必须安装了必要的“软件”之后，才能顺利工作。硬件要好，软件也要精良。因此，人们总是希望文字明确简约，对应有序，易学易用。
二、现代汉字和拼音文字同处于形音表意阶段
世界上进入“形音表意阶段”的文字，呈现了多种不同样式，但它们的本质属性是形音表意。最为典型的样式就是方块汉字和字母拼音文字。
我猜测（也只能是猜测），远在“言”与“文” 结合以前，世界上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先人,为事物命名的“言” ，就已经有了差异。我们的祖先很可能习惯用单音节“言”为物命名。我们看到，流传下耒的汉字和汉语，重点是以名词为中心，且单音节名词数量大，如“口、目、耳、鼻、象、马、牛、羊、花、草、鸟、鱼、日、月、水、火……等等”。而别的后来创造拼音文字的民族，他们的祖先可能习惯于用多音节语组成的“言” 为事物命名。其原因恐怕如唐兰先生所说：“因为埃及人和属于闪族的腓尼基人的语言，都是辅音占优势，元音有些不定，并且好像黏属于辅音，所以他们的文字，往往只把辅音写出耒。他们的语言，既是多音节的，又是复辅音的。复辅音的字，最容易分析，……”；“中国人对语音的感觉，是元音占优势，辅音比较疏忽，和含、闪语系正相反”，“ 中国文字既然一个字代表一个音节，而这种音节以元音为中心，辅音黏附在示类元音的前后，似乎是不可分的，那就无怪远在三世纪时最大发明的反语，只能分析声韵，而没有清晰的字母了”（《 中国文字学》）。可以肯定，不同的言语习惯，自然而然影响了日后的文字发展；反过来，不同结构样式的文字，对与其对应的言语的习惯和发展，起到了制约或强化的作用。语言文字学家所谓文字“滞后” 于言语的变化，也多少表明了这一点。
汉字的原始基础是象形。汉字进入形音表意阶段时，由于受到单音节为主体的言语和自身规律的影响 ,没有析分到音素，不改用字母拼音。汉字的最小书写单位是方块汉字。前面说过，方块汉字以表意为核心，按一定法则集成了形意关系、形音关系和音义关系，本身就是一个形音表意整体，集成的信息量远高于拼音文字的字母。
古人积累了越来越多的造字用字经验后，渐渐悟到了造字可以另辟捷径，不必再依赖于“依类象形”，“画成其物”，刻求逼真，造字方法也随着发生了新变化。睿智的先人用两个以上的“表意形符”，组成“比类合谊，以见指撝” 的会意字 ；由于对客观事物分类和概括的认识水平，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们 “建类一首，同意相受”， 利用约定俗成的表意形符进行“转注”， 使汉字形旁表示类属意义渐成系统。为了记录日益丰富的口头语言，我们的前人又“假借”原有汉字之形（或形音关系），去表示与“原有汉字”不同的意义。 假借是“本无其字，依声托事”。假借字一多，容易造成表意混乱。
特别是发明了由形旁和声旁组成的形声字，代表了汉字发展的正确方向，体现了我们的祖先极高的智慧和用字造字的技巧。形旁（又叫形符，或义符）用来表示新字的类属意义，声旁（又叫声符或音符）用来表示新字的字音。形符实质是“文”，或者说是“字”，但被作了“弃形音关系与音意关系” 的处理。声符的实际情况较为复杂，可能原本是“字”， 后来加了形符；或者原本是“字”， 但用来作形声字的音标时，只是一个表音形符。前人继承传统，习惯了以形表意和以形表音，往往在挑选声旁与形旁构造新形声字时，力求做到“拼形”、“合意” 、“表音” 三者兼顾 ，与口头语言对应，有理有据，形音表意。所以，许多形声字又似会意字。汉字形声化改革，充分利用了现有的字符造新字，不但有效抑制了构字部件数量的增加，而且为形音表意系统化和有序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汉字行用至今，长盛不衰。(未完待续,请看续三) |
发表于 2008-6-10 11:1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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