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漢字改革史（轉自朋友博客）

關長生

日本漢字改革史是指日本近世討論及修訂漢字的連串事件。漢字自唐朝傳入日本後，被曾奉為「正政之始」、「經藝之本」，但隨幕府至明治起，中國由盛轉衰、日本民族意識抬頭、和學興起、西學傳入，日本人開始思考漢字的優劣。

漢字衰落之時，日本社會縱然普遍認同文字改革的路向，但改革路向意見紛陳，有主張轉用平假名、羅馬字，甚至轉說英語、法語，最後，減少漢字論和文言合一的路線得到落實，日本政府於1946年頒布《當用漢字表》和《現代假名用法》，限制漢字的運用，1960年代一度出現反思潮，再次放寬漢字運用。自17世紀的新井白石算起，日本漢字改革史已長達300餘年。　

關長生

序幕：幕府時代

日本政府於1902年成立日語調查委員會，一般被視作日本漢字改革的開端，但自幕府年代，隨西方文化傳入，日本文字改革已在蘊釀。

日人接觸西洋文化，可追溯至十六世紀中葉。1541年7月23日，葡萄牙人乘中國商船抵達日本，並先後到日本售賣軍火，成為日本與西方交流的先聲。1549年，耶穌會教士沙勿略開始在日本傳教，即使往後傳教士曾被豐臣秀吉驅逐，日本實施鎖國政策，17世紀荷蘭人亦再次獲准到日本設立商館買賣，往後江戶將軍德川吉宗放寬輸入漢譯洋書的限制，令一部分日人得以修讀荷蘭語。

這股稱為蘭學的思潮下，當時有機會接觸西方文化的新井白石最先提出西方的表音文字，優於中國表意文字。1713年至1715年，他寫成《采覽異言》及《西洋紀聞》兩書，在《紀聞》中說：「字母僅廿餘字，貫一切音，文省義廣，其妙天下無遺音...漢之文字萬有餘，非強識之人，不能背誦；且猶有有聲無字者，雖云多，有不可盡所，徒費其心力云云。」往後他在《東雅》一書中，進一步批評日人過份使用漢字，令漢、和字主客顛倒。1719年，西川如見亦在《町人囊底拂》批評：「唐土之文字，其數多、甚難，為世界第一。外國之文字亦通達人用萬事，無不足。」

往後數十年，帶有日本民族主義色彩的反漢字聲音陸續浮現。從1785年起，本居宣長宣稱中國、印度話乃不正之音，有別於由五十音構成的「皇國正音」，這些言論又披上神秘色彩，提出日本本語得自神傳。這段期間，日本文化界正爭論遣唐使之前，日本上古是否已出現神代文字，以此力證日本文化並非在漢文中孕育，這些爭議持續近百年，最後雖然神代文字多視為虛構歷史，但反漢學的思潮已漫延。

1798年，裹本多在《西域物語》說：「支那之文字，僅行於東方之朝鮮、琉球、日本，北方之滿洲諸國，西方之東天竺之內　。西域之文字二十五，歐羅巴（歐洲）諸國、亞墨利加（美洲）諸國、亞弗利加（非洲）、東天竺南洋之諸島、日本南洋之諸島、東蝦夷諸島（俄國千島列島）、堪察加、北亞墨利加大國，皆用此記事。雖各國各島言語各異，用二十五字無不可示之物。」

連串言論在當時並未引起迴響，直至明治時代，這些論說才被視為先知先覺。到了1855年，大庭雪齋翻譯《荷蘭文語》時，在序中更揚言，日文本是優秀語言，因摻入漢字而被攪亂。在明治初年，首倡用羅馬字取代漢字的南部義籌，據說就是看了此書後成為羅馬字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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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派堀起：明治時期

1842年，中國被英國船隊擊敗，消息傳回日本後，不但令日本震動，文化界亦開始質疑漢字文明已不足持。廢漢字、立新字，成為當時日本文化界的熱門話題。然而，漢字深植日本文化，文化界和政府對廢漢條件和程序未有共識；漢字知識亦由貴族把持，廢漢字長期處於書生議論階段。

在改革日本語的思潮中，應以哪套文字取而代之，成為另一爭論焦點。此際日本實施大政奉還，天皇按古制重新接掌政權，日人亦要從上古大和文化中尋找民族主義的基礎，民間出現一片復古熱；但明治維新卻同時大舉引進西學，崇尚歐美文明。新舊文化交替，也令文字改革呈現多元路線：學者們或提倡假名，或羅馬字派，或新造文字、又或廢除日語，轉說英語；而羅馬字派、假名派、新文字派在各自的派系內，對於應採用哪種書寫方法又有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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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名派

前島密早在1868年明治天皇頒佈「王政復古大號令」的前兩年前，前島密向末代將軍德川慶喜上奏《漢字御廢止之議》，被日語學者視為首倡廢漢字的第一人。1866年，前島密透過開成所（今併入東京大學）的負責人松本壽太轉奏「漢字御廢止之議」，他說：「值此國事多端之秋，大家都在講求救國之策，我的議論好像有點兒迂遠，其實不然。救國之本在於教育，教育應不論貴賤士庶、普及到全體國民。普及教育就需要簡便易學的文字、文章。如今使用的漢字、漢文，難學難用，因而學習的人很少。有限的學生，又不得不把少年時代的寶貴光陰耗在認記漢字的音形上。少年時代應該是講求事理學問的好時光，如今卻為學習這種無用的古學而磨鈍了精神感性，這實在是件可惜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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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字影響普及程度的爭論，不但影響日本本土，往後亦成為中國漢字改革的重要論據。前島密說，這種想法是來自一位叫威廉的美國傳教士，威廉在咸豐年間曾到中國、日本，在中國時看見許多孩子高聲朗誦古賢的道理，孩子雖然看不明，卻仍死記這些艱深文字。中國本應地大物博，卻落得國勢萎靡、風俗野蠻、受西洋欺侮，他聲稱根源正在漢字。來到日本長崎後，威廉氏又指日本人棄用原有假名，轉用艱深漢字，「頓覺不可思議」。

前島密在該封上書，除了批評漢字「繁雜不便，宇內無二」，但他亦進一步批評日本的崇漢思想，指責日人歷來只學四書五經，把日本古籍視為末學，呼籲國民抵制「魔語賊言」，他提出廢除漢字救國，改用言文一致的假名。

不過，前島密呈上這封公文後，1867年，日本天皇重新接掌朝政，結束幕府時代。1869年5月，前島密轉而向明治政府的集議院呈上《關於語文教育之議》的建議書，再次提出廢除漢字；1872年，明治政府公佈立西式學校，一年後，前島密再提出要採用表音文字，制定新文法。

1873年，他眼見上議無效，決定直接上書天皇，他與山田敬三、平野榮等人起草《興國文(日文)廢漢字之議》，提出廢漢的步驟，包括以兩年時間，召集學者，編訂文法辭書；繼後設立師範學校，為教師提供一年培訓；之後派他們到各地推行普及教育。同一年2月15日，他成立啟蒙社，發行一份叫「每日片假名新聞」的報紙，強調以假名報道新聞，只有其數字仍以漢字編寫。該報於翌年5月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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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前島密的思想並無落實，但他1866年主張的「言文一致」，成為日本文化界的主導思想。文字改革者縱然提出不同改革方法，但均認同言文一致。1886年，集高見出版《言文一致》一書，提倡我口寫我手，列舉大批文例，稱為「言文一致體」，進一步掀起「言文一致」運動；繼後還有林甕臣在1900年組成言文一致會。1910年，已有八成出版物用「言文一致體」。前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於1919年在《國文之將來》就說﹕「日本維新初年，出版的書多用漢字，到近年，幾乎沒有不是言文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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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假名運動中，前島密嘗試從憲制內推動改革，另一名中堅份子化學家清水卯三郎則利用翻譯及會社，推動改革。早於1860年，清水卯三郎已用假名翻譯《英吉利語言》一書，71年亦發表《日語可用論》，支持假名寫作，74年他進一步以假名翻譯《化學梯楷》（舍密入門），並籌組假名之會。他多次發表文章，認為平假名市井村婦皆能明白，因此應大力推行。

往後，日本社會出現三個稱為假名之友、伊呂波會和伊呂波文會的組織，不久三會合併，並聘請明治天皇弟有棲川宮威仁親王當會長，該會認為不論和語、漢語、外來語，皆應以假名書寫。1883年7月18日，假名會舉行全體大會，有棲川宮親王指稱，用假名是要保衛國家顏面。假名會曾會員五千，出版《假名向導》雜誌，並編撰僅用假名之字典，但新組成的假名會並亦未能平息會內矛盾。

當時假名派分成雪、月、花三派。有支持者認為一些假名不反映實際發音，建議修改；另一些要求增加假名數目；亦有主張按兵不動。目前假名的使用雖然沒有重大轉變，但在漢字上加上假名注音、直寫假名等書寫方法，正是受此會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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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字派
除了前島密提倡的假名派外，改革派中，羅馬字會是另一重要勢力。早於1581年，從西方抵達日本的傳教士引入活字印刷機，以羅馬字出版《聖經使徒行傳》(1591年）、《口譯平家物語》(1592年)、拉丁字典及日本辭書，但當時羅馬字主要在傳教士之間流傳使用。

1869年，29歲的南部義籌當時在昌平阪學問所修讀漢學時，但同時修讀過蘭學，認為羅馬字易學易用，並以文言文發表《修國語論》的論議：「學問之道，西洋諸邦為易，皇國支那為難，而皇國爲甚，夫西洋之爲學也；唯知二十六之字，解文典之義，則無不可讀之書，是其所以為易也，如支那不然，非讀數百之書，通於數千之字，則不可，是其所以為難也。」

在崇洋、崇漢心態中，他指「和學」已淪為「歌詞之具」，日本會被漢、英、佛（法國）、蘭（荷蘭）所磨滅；救國最簡捷之法，是「假洋字、而脩國語」（以羅馬字撰寫日語），並大量把西方典籍融入日本語，日後國人必先修國學，而後或漢、或洋，以國學為本；如此，就算用了洋字（羅馬字），亦不傷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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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4年，介紹西方科學的《明六雜志》創刊，第一期刊載思想家西周《以洋字寫國語論》一文，儘管西周本仍然使用漢字翻譯西方思想，但他呼籲使用羅馬字代替難懂的漢字，他指「逢今之時運，文獻既取自於歐洲」，而日本歷來「巧於模仿，而短於自出基軸。」唯有轉寫羅馬字，才可以令日語容易引入外國作品、言文同體、可以與數阿拉伯數字混用、國人學習亦較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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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後十年，主張羅馬字的聲音在各新興刊物上出現，1885年1月，外山正一、矢田部良吉等70多人發起羅馬字會，並發行《羅馬字雜誌》，力主依據聲音進行書寫；該團體有兩名外國籍會員充當了推行羅馬字的中堅力量，並且各自擁有自己的羅馬字刊物。此時，日語改革運動開始步入建制，其影響也從文化界捲至政界。

期間，羅馬字派和假名派之矛盾已同時出現。南部義籌指，羅馬字是音素文字，比音節文字的假名更符合音韻學的原理，並指假名有50個，而羅馬字只有26個，更易記憶。當時的假名亦不能標出濁音、拗音、促音、鼻音等，而且羅馬字「萬國通用」，令日人更易學習外語，以符合「廣求知識於世界，博採萬國之長」的維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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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字派之中，又對應採用哪一種羅馬字拼法存有分歧。1867年，詹姆士·平文(James Curtis Hepburn)於「日英語林集成」（「和英語林集成」）第1版中使用的羅馬字，被稱為平文式羅馬字，但平文式一直未有統一，如東京一詞，平文式羅馬字在往後就出現Tōkyō、Tokyo、Tôkyô、Tohkyoh、Toukyou、Tookyoo等不同寫法。

1885年，田中館愛橘按照音韻學理論設計「日本式羅馬字」，較之平文式工整，並更能反映日本語的原音，其分別主要在拗音的表達之上，但這套方案未能方便英語使用者，翌年就被羅馬字會否決。田中館與羅馬字會走向分裂，另組羅馬字新誌社，發行《羅馬字新誌》。

主張羅馬字的意見在今天雖然並非主流，但受歐化風潮影響，當時羅馬字會的勢力較假名會更大，1887年會員人數達6800多人，其中300人是外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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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字派

假名派與羅馬字派的主張各走兩極，造就新文字派之興起，其中井上哲次郎為其典型人物。1894年，他發表的《文字與教育之關係》開宗名義說，日人今天並不那麼尊重支那人，但日本人仍受「支那之文字」支配，是一件多麼令人討厭的事，他提出文字要先獨立，才可讓思想獨立；本來羅馬字十分可取，但這套字會傷及民族感情，因而主張另做新字。

新造文字的方案主要參照神代文字或羅馬字而成。1885年，平岩愃保年提出改良神代文字，製成新的日本字。另一派則由小島一騰所主張，他於1886年發表《日本新字》，依照羅馬字設計出24個新字，翌年再增至28個字。

這派議論顛峰時期，是在甲午戰爭後，日本戰勝大清帝國，並從清政府奪得台灣，部分日人不但認為要擁有一套，還開始把日本語視為殖民政策的同化策略。

1894年到1895年，留學德國的東京帝國大學日本語教授上田萬年亦對假名、漢字表示不滿意，他認為日本應按照音韻方向，發展自己新的文字。1895年，他進一步發表著名的《國語和國家》演說，他說：「語言對於使用的人民而言，就如同血液之於其同胞，如肉體上所示的精神上的同胞。以日本的國語來比喻這個道理，日本語應該就是日本人精神的血液。日本的國體，主要是以此精神的血液來維持……言語不單只是國體的標識，同時也是一個教育者，是所謂情深無比的母親。」上田萬年強調國語的神聖性，認為其權威不可侵，並將「一國・一語・一民」定位成一個國家的體現。

往後，不同的新造字紛陣出現，從日本學生、學者、以至德國的學者，均有參與製造新文字，一些學者為了研究，更要變賣田地，四處宣傳其文字好處，但最終沒有一套文字得到採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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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用洋文派

日本人從崇漢走向崇洋思想後，文字改革也走向另一極端：轉說英語。其中最著名是日本駐美外代大臣森有禮，1872年他發表公開信，希望以簡化英語，變成日本的語言，並批評日語是「無法通用於日本列島之外的貧乏言語」，應予廢除。這封信發給當時不少學者及教育家，其中美國語言學家惠特尼以較詳細的回覆建議，他應先考慮日本國情，並建議用歐洲文字（羅馬字）以音標書寫日文。

此一論說看似匪夷所思，但日本一直以漢書（外語）作為官方語言，這番經驗令森有禮認為，文字可以與語言抽離，而當時日本並未有真正的「日語」文體，「改用英語論」只是從漢語這種外語，轉用另一種外語。到了1870年代中期，這種論議已幾近絕跡，直至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小說家志賀直哉在1946年4月發表《語言問題》時論斷，明治時代因沒有若採用英語，妨礙了國民吸納文化，他當時進一步建議，日本應採用世上最漂亮的語言：法語，作為官方語言，多年來引起文化界責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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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漢字派

福澤諭吉認為3000漢字足以應付日常生活，成為後世減少漢字論的主要論據。各派意見爭持不下，由福澤諭吉提出的減少漢字說，成為一種折衷方案。1873年，他編寫小學教科書《文字之教》，在序言中指明，雖然漢字難學，但日文已累積不少漢字，難以一下子廢取。他認為3000個漢字就可應付日常環境，提出先限制漢字運用，往後時機成熟，就可廢除漢字。當時他在自己的教科書中，僅用了802個漢字。

1886年，他的學生矢野文雄繼承有關學說，他承認假名雖然易學易懂，但日本八成知識分子都會認為漢字較易辨認，他因此建議只要限制日人採用3000個漢字，就可解決漢字問題。他出任《郵電報知新聞》的主筆後，1887年表明該報除了小說和公告外，只會採用3000個漢字，並在漢字旁標上假名注音。

往後，不同論者嘗試把漢字進一步減少，並要求政府每年頒布廢除的漢字，但日本文字改革的路線此後跳不出這一派框架，成為往後主導的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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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字不可廢論

在一片廢漢聲音中，反對改革的論說亦不乏於耳。早於前島密提出改用假名後，明治初年的大臣大久保利通批評，這些議論漠視漢字有一大批貴族支持者，他們掌握漢字知識，朝廷上下以至士農工商都要聽命他們，若廢除漢字，猶如打倒貴族。

1900年，井上圓了多次發表論說，整理成《漢字不可廢論》一書。他質疑假名派或羅馬字派忽視日本同音字多，唯有靠漢字才可消減當中的問題，就如「忠、孝」二字，「忠」（チュウ）音可解作醜、紂、誅；「孝」（コウ）音也可以是攻、降、考，西方自古採用表音文字，才得以免除此一問題。他又指日本根本就是漢字之國，不少洋學家只到東京學了三年外語，就可招搖過市，但漢學正因為普遍，漢學家才要飽讀詩書。

關長生

他一反其道，認為當時正是漢學帶領日本走向維新。支持大政奉還的藤田東湖、佐久間象山、吉思松蔭，全都是漢學出身；即使是伊藤博文，也是以漢學為根，辦理洋務。在各眾反論中，他把天皇權威、忠君體國與漢字連成一線，並指否定漢學，等同動搖天皇權威。

這種論說觸動了日本社會的神經，當時日本天皇的詔敕仍是以漢字書寫，文化界雖有部分人士力陳平、片假名或羅馬字的好處，但對於詔敕上的漢字一直避免。直至多年後，詔敕與漢字更牽起政治風波，其中最知名為1936年5月9日的平生釟三郎事件。平生釟是二戰時日本文部大臣，他在帝國議會貴族院上表示廢除漢字，但這一論說引起貴族不滿。

當時日本步入二戰，平生釟的廢漢論被指有違大東亞共榮圈的任務，而且是否定日本精神。最後，平生宣佈收回部分言論，但不久眾議院委員深澤豐太郎亦責難平生釟，他被迫當眾宣佈：「至今為止（廢漢字）的主張尚有許多不成熟之處，還要繼續研究。」同一年，多份雜誌出現批判廢除漢字論的文章。這件事距離前島密上書《漢字御廢止之議》，經已70年，但日本人對應否廢漢字，仍未達到共識。

關長生

參考書籍：

〈論日語中漢字的衍變〉 《中國西北大學學報》　中國西北大學外語學院日語系 徐璐
漢字御廢止之議 (日文) 前島密 1866年
《漢字在日本》 何群雄著 2001年4月第一版
漢字文化圈的脫漢過程 台灣脫漢研究中心
揭開「言文一致」底子 容若 明報月刊 二零零五年八月號
《修國語論》　南部義籌　1869年
論日本明治初期的啟蒙思想－以《明六雜志》為中心進行探討　張豔茹 鄒曉翔　吉林大學東北亞研究院
日本漢學的臨界點 孫歌 中國網
文字と教育の關係 東洋學藝雜誌 1894年
上田萬年の「新國字論」
重新解析殖民地臺灣的國語「同化」教育政策 台灣國立中央大學文化研究月報 2003年3月15日
"William Dwight Whitney", 作者：Thomas Day Seymour,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 Vol. 15, No. 3 (1894), pp. 271-298
北美語言科學歷史協會通訊 愛丁堡大學John Joseph發表之The unilingual republic of the world一文 2003年11月
Pro and Con of Restoring Hanja from the Koreanists J. Marshall Unger, Ohio State　University

sanwsw

功莫大焉！

yuqin710325

哇噻！这个都能研究出来啊，佩服！！！

woodruff

学习学习

shena1983

都是繁体字
看的好累啊

zjkwell

日本就是抄袭中国的汉字

niechel

沙发！传说中的吧？虽然不用，还是要支持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