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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楼

楼主 |
发表于 2013-12-31 21:3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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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
近些年来,随着港台与大陆地区交流的不断深入,复繁的呼声越来越高,形成了复繁和拥简对立的两大派。前几年,季羡林先生表达了他对简化字的不满,紧接着,苏培成老师便予以反驳。不过,这反驳乏力。季先生认为“后”“後”两个字不当归并为一字,容易造成歧义。苏培成老师则以《大学》“知止而后有定”为例,挖苦了一番季老。
其实,《大学》里出现“后”字这种情况,在古代汉语中叫同音假借。苏培成老师如果认真读一下注释,就会发现,这样的字,朱熹还要再解释一下,解释说等于“後”,为什么?正是因为这是两个不同的且不应当归并的字。古代文字学家常以此为例讲经传的同音假借现象,而且这个“后”还只能和“後”的“时间义”通假,不可与“方位义”通假。
最近,香港影星黄秋生发微博称:“在中国写中文正体字居然过半人看不懂,哎,华夏文明在大陆已死。”引发了又一场争论。这里他使用“正体字”来代指繁体字,港台有很多人持这种说法。
十多年前,我在台湾讲学时,曾告诉台湾人说,台湾用的是繁体字,对应大陆的简体字。台湾用的并不全是正体字,如“里外”的“裏”,台湾用“裡”,而这“裡”则是典型的俗字。正俗是相反的一对概念,正字是见于经传的正统字,而俗字则是民间坊间流传的。为了让俗字成为新的正字,二十年代末,刘半农还专门搜集整理了《宋元以来俗字谱》,用于简化汉字。
这场争论中,大家并不关心正俗问题,所关心的是,不使用繁体字,华夏文明是否还能传承的问题。这个问题太大,需要大家认真研究讨论,而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明的。所以,我认为,而仅从审美的角度看,简化汉字确实破坏了中国传统审美观,书法作品还大都保留使用繁体字。汉字的方正被打破,歪斜成为主流。如“污染”的“污”,其正字是“汙”,这两字原本是古文和今文之别,中国古代典籍以今文为正。其字形堂堂正正,却被简化成古文的拐了几道弯的“污”。
支持简化字者最爱强调:简化字易认、易写,有助中国扫盲成功。
其实,文字并不一定是简单就易认。如前面提到的“邓”字,原本是“鄧”,首先“登”字并没有被简化成“又”,而且“登”又是常用字,根据构字原理,“鄧”是形声字,“登”为声符,“阝”为义符,表示地名,由地名再到姓氏,自然而然。几乎不用怎么讲,这个字就能记住。再如“习”字,繁体的“習”上面是张开的双翅,下面是日出,意为早上鸟儿练习飞行。它与学不同,“學”字是大人教孩子认“臼”中的“爻”,是由不会到会的学,而习则是练习。瞭解了字中透出的字理,读《论语》首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是很容易明白的。
易写方面,简化字大部分是易写,可是如果认读不好,又如何写呢?更何况还有像刚才举的“污”,可能还没有“汙”更容易写。还有一字比较搞笑,就是“泝”字。据《汉语大词典》的解释,说是“溯”的繁体字。这笔划少得多的“泝”倒成了繁体字?当然简化字绝大部分笔划少了,书写可以加快了。可是,今天计算机时代的到来,还有速度上的差别吗?有助于扫盲的说法最没道理,扫盲是国民教育问题,如果一个国家在和平年代重视教育,不克扣教育经费,不论使用什么文字,扫盲工作都会做好,而且扫盲根本就不应该依靠文字的简化。
简化字遭到批评最多的,还不是字形问题,而是将多个字归并为一个字的问题。如“斗”与“鬥”,两字音义皆不同,或者说是完全不相干的两个字,竟被并为一个。“范”与“範”,“价”与“價”,“姜”与“薑”等等,太多的不同字被“统一”了。
说到这里,大家一定认为我是复繁派。其实我并不认为一定要复繁。特别是在纸媒转向数字媒体时,未来更多的阅读可能主要是在四五寸的屏幕上完成的。过繁的字看不清,且累眼,如“鬱”,就应当废掉而只使用“郁”,再如“龜”“龍”等字一定要简化。但是该如何简化,我希望大陆、台、港、澳,甚至全世界的学者联合起来,共同研究,建立一套既能保留汉字规律、又美观、更适合手持设备阅读的简化字来。但是,千万别当成政治任务来做。
不过,这条路可能还要走许多许多年,眼下最好能恢复一部分繁体字。
首先是解决一对多的问题,让汉字繁简能够做到一一对应,这样,计算机可以从容转换,阅读者可以根据自己喜好,决定是读繁体还是简体。第二是解决奇丑字的问题,如“跃进”一词,原本是“躍進”,“躍”字左边是“足”,右边是张开双翅的鸟,多么生动活泼的字,简化后成了“跃”,好像是一抬脚就夭折;“進”是鸟迈步,简化后成了一迈步就要掉井里了。再如“宾”,带着兵器的客人实在让人不安。“惊”这种让人心发慌的字,最好别用“京”旁,“京”可是首都啊。(责任编辑: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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